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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深层问题

发布时间:2019-10-13 05:12:27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深层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深层问题

  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改革带动了中国经济稳健快速的发展。然而要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还必须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必须正确对待财富,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财富。显然,我们是需要财富的,因为财富代表着国家的强大,代表着一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我们需要阳光财富。

  有没有正确的财富观,能不能在法规的规定下,把追求财富当作一个负的公民对社会应有的义务,对于一个国家的富强和文明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大概都不会过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汲取。1700年以前的欧洲,在大约1000年的时间内,其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每年仅增长0.11%,630年才增长一倍。究其原因首先是没有正确的财富观,不能正确地对待财富,其次是没有市场经济。

  走向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面对财富问题,同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美国着名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在其《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和评述。在中世纪,西欧社会普遍认为,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是令人堕落的主要原因,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荣誉的需求则占据了主导意识形态。这样的道德准则和财富观,不仅遏止了西欧国家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动荡。随着西欧国家步入市场经济,社会和思想界围绕着财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达成了一个大体共识,即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社会需要健康的发展,只能以一种欲望平衡另一种欲望,合法的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温和的欲望,是使人类社会能够平稳健康发展的欲望。马克斯·韦伯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赞扬“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解决了正确的财富观之后,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从1820年到1990这170年间,人均收入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

  中国历史上正确的财富观的问题一直被没有得到解决。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既有富人财富来源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缺少产权观念和相关法制,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打算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我们有强烈的使国家富强的欲望,我们就必须引导我们的人民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在法制的框架下,合理合法的追求财富是一个人的社会,周而复始的“均贫富”只能越均越小,越均越没有产权观念,越均越落后。

  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社会价值体系是社会公认的对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个人的评价标准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并且在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使社会健康而有序。

  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最佳状态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价值评价体系和社会诱导信号是适合搞企业的搞企业,适合搞研究的搞研究,适合搞管理的就搞管理。着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深刻地指出,科学的管理要求把每个人放在能做什么,而不是不能做什么上。失败只是意味着一流的专业人员被安排作为管理人员。在美国福特时代的大学生无疑把福特和美国总统同样视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比尔·盖茨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也不低于美国总统。正是因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价值评价体系和诱导信号使得更多适合直接从事经济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从事了经济工作和研究工作,才有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自然经济使然。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强化。比尔·盖茨如果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当上某一级的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官,如此一来,也就极大地遏制了他在技术领域的创造性。我们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聪明人本来就有限,其经济如能发展,是在制度安排上能把最聪明的人引导到经济技术发展的轨道上来。而“官本位”的诱导信号,则把几乎所有聪明的人都引导到了对官趋之若鹜的地步。当“官本位”蔓延到教学科研领域,按照“官”来分配科研资源,从而教学科研骨干也一心一意地谋官的时候,我们又何以能够建立起创新型社会呢?“官本位”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如果说假话、大话可以升官的话,那么说假话、大话就成为一些希望当官、升官的人的必然选择。显然“官本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官本位”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经济基础或者说是经济体制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越是落后的地区的人越愿意当官,比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的“官本位”倒是淡化一些。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利益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选择空间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直接从事经济基础方面的工作,挤进“官”的行列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经济发达地区更多地聪明人选择了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聪明人更多的挤进了“官”的队伍,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进一步会促进或遏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原因。

  市场经济需要的“官”的质量、能力、数量都与计划经济不一样,这是由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所决定的。“官本位”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安排和制度诱导的问题,换言之,在给定的条件下当官是有利可图的。为了把更多的聪明人吸引到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教学方面的工作上来,我们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诱导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发挥自己优势的位置。

  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民营经济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一是由于放开,二是由于开放。所谓放开,就是打破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让其他经济成分,特别是民营经济能够发展起来;所谓开放就是引进外资、外企,借势发展。至于激活国有资产存量,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显然并不理想。

  两个具有鲜明对照的案例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民营经济:一是笔者最近参加了一次品牌城市的评比,发现以民营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城市,自主创新远远多于以引进外资为发展模式的城市,因为自主创新说白了就是自己的企业创造的品牌。以引进外资为发展模式的地区虽然有品牌,但品牌是外资企业的。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上一世纪80年代中国有两种模式引导着地区经济的强劲发展。一是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一个是以民营经济为特征的温州模式。然而到了上一世纪的90年代末,苏南经济基本上不存在了,而温州模式至今依然充满生机。在当今中国大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那个地方民营经济发达,那个地区市场经济就发达,社会就相对安定和谐。

  认识到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我们就必须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切实地一视同仁,切实地平等进入,切实的保护私有产权和民营企业等的合法权利。

  我们说民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是说民营经济发展的已经尽善尽美,相反,为了与新的形势相适应,民营企业必须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必须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包括:第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国一地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重视国际知名品牌的打造。第二,必须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这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的重要经验。第三、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的贡献越来越大。未来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进一步构建吸引人才的环境。第四,必须不断提升企业制度,探讨企业超越华人文化的途径,使我国民营企业的企业制度永远充满弹性、张力和活力。第五,企业社会的问题是社会根据一个特定经济时代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是人与自然,企业与社会和谐的生动体现。为此民营企业应当有社会的意识,自觉履行企业的社会。第六,必须不断提升企业家创新的素质和能力。

  深刻认识和把握自我创新体系的建立

  当前,党和国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自我创新体系的问题,并且强调,企业应当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纵观市场经济国家的创新,无疑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下,企业有无限的自我创新的冲动,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达国家甚至有相当多的大企业专门研究和出售知识产权。

  按照彼得·德鲁克的见解,创新必须以技术、以市场为中心,而不是以产品为中心,技术代表着企业的层次,市场的需求则保证了创新的实现。以市场为中心的创新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德鲁克指出,正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创新使我们在技术和科学上取得了某些最重要的进步。例如,贝尔研究所发明了晶体管,提出了信息理论的基本数学,并做出了一些有关电子计算机的基本发现。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创新:一种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对功能的修改适应市场、创造市场。更多的企业创新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改变世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例如亨利·福特式的创新,比尔·盖茨式的创新。

  在企业创新中担当创新主体的是技术人员。当泰罗在1885年中首次对铲砂工作进行观察的时候,他发现从工具到铲砂动作,各方面都做得不对。墨西哥政府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接管了石油工业,智利政府则接管了铜矿和炼铜厂。所有这些接管都受到了企业职工的热烈欢迎。然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一旦离开或被赶走,其生产率就急剧下降,直到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回来以前无法恢复。企业创新的主体是技术人员,对技术人员的激励不仅包括物质激励,更为关键的是为其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这就是美国硅谷的经验。

  创新体系的建立需要社会条件,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一个具有相对宽松的民主气氛的公民社会的英国,知识经济率先发生在能够激励支持冒险、容忍失败的美国;所有在创新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都具有市场经济的价值评价体系和诱导信号,能够把适合创新的人配置在最能创新的岗位上;同样,所有在创新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都能够切实保障知识产权;最后,创新需要以教育作为基础,没有发达的教育,创新就失去了起飞的翅膀。然而一旦讲到教育,就涉及到教育本身的着力点以及教育的质量。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不在于有没有教育,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教育,用什么东西教育人,以及把人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要建成创新型社会,我们必须在其所需要的上述诸点社会条件方面给予重视和创造。

  必须尽快建立起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经济体制,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经济学上所讲的宏观调控,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是第二次的调解。如果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第一次调节可以把资源配置的很好,配置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第二次调解就可以“束之高阁”。正是因为市场的缺陷,才有了第二次调节的必要性。然而,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场的第一次调解之后的“修正”,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太热衷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频频的宏观调控将会影响人们稳定的理性预期,助长短期行为。最后,宏观调控是有成本的,例如每次宏观调控以后大量的半截子工程。

  频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体制不成熟的表现,容易诱发经济波动。我们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起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制。这种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制,首先企业应当是产权约束硬化的真正企业。他们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能够对市场信号有着敏感的反应,及时的自我修正。其次是在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制下,市场与政府有各自的正确定位,政府不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与企业各自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受到机制的、法制的约束,使其只能在不得不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如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从体制本身的角度而言,将是投入最小,收效最大的,我们的经济将会质量较高的平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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